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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夜书》
作者:采编部


责任者:韩少功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247.57/5068                                                         馆藏地点:中文图书第一借阅室

编辑推荐:

知青一代的精神史。
以大眼界诊断时代,以大悲悯直指人心,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
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作品通过几位五○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作品的聚焦点是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后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用他们各自的一生回答了时代的精神之问。


作者简介:

韩少功,男,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曾任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年)、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年)等职。主要作品有“韩少功作品系列”十卷(上海文艺版)曾获多种奖项:《西望茅草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过蓝天》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马桥词典》获上海市第四届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等奖(1998年)、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2010年);《暗示》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2002年);《山南水北》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2007年);《赶马的老三》获首届萧红文学奖(2011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2002年)。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01
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拉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个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划,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煽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的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这样,大甲从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798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又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捣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做成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它,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
02
我醒了过来,再次醒过来了,发现很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得防止自己像一个梦呓者那样把事情说乱。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人们晃晃悠悠,找不到轻重,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左右,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计划分配。男人每顿五两,女人每顿四两,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食,就只能盼望红薯了。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很多,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
这一天,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也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没有110。”他说。
“怎么没有?我前几天还称过。”
“你称的时候,肯定喝足了水。”
“还憋了三天屎尿吧?”
旁人开始起哄。赌!赌!一定要赌!……这使我奇怪,体重这事有什么好争的?争赢了如何?没争赢又如何?直到大甲高高兴兴在地上拍出几张饭票,我才恍然大悟:阴谋原来在这里。
关于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块,关于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脱下棉衣,关于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我们争议了好久。争到最无聊时,大甲居然说我头发太多,蓄意欺骗党和人民,因此必须减除毛重半斤。看看,半斤毛重,心思够狠毒吧?总之,在他们花样百出恶意昭昭的联手陷害下,我从秤钩上跳下来,听到他们一阵欢呼,眼睁睁地看着八张饭票被大甲夺走,然后给帮凶们一一分发。
这是不是下流无耻,我不想控诉。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时再下战表:“公用鳖,我们比一比认繁体字。赌十张饭票,一张票三个字。”
“那不行。要比就比俯卧撑。”
“比投篮?标准距离,一人十个球。”
“你想反攻倒算?好,老子同情你,给你这个机会。这样吧,你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他指了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开荒时刨出来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觉得阴气袭人,污浊发霉,有一种咸鱼味,但我嘴上还得硬。“十张饭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脑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赌二十张!”
 “我今天没兴趣……”
“二十五!”
其他人觉得有戏可看了,围上前来,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评点或挑唆,使大甲更为得意地把赌注一再加码。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最后涨停在五十——如此惊心动魄的豪赌已让我呼吸粗重。
五十是什么意思?五十就是五十钵白花花米饭,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时的晕眩,你大快朵颐时的陶醉,还有抚摸肚皮时的脑子一片空白。想一想吧,至少在很多日子里,你活得出人头地,光彩照人,活脱脱就是当今皇上,不必再对食堂里的曹麻子谄笑,让他的铁勺给你多抖落几颗黄豆;也不必捶打邻居的房门,对屋内的猪油味贼心不死抓肝挠肺;更不必为了争抢一个生萝卜,与这个或那个斗出一身汗。
生死抉择,成王败冠,翻身农奴得解放,不就在此一拼吗?我抹了一把脸,大声说:“有什么了不起?饭票拿来!”
他们被镇住了,好一阵沉默。
我清点饭票,确认赌资无误,然后旋旋腰,压压腿,捏一捏喉笼,咧一咧牙口,把自己当做出场前的运动员。我闭上眼,想一想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想一想舍身堵枪眼的英雄,过一遍电影里诸多动人形象,在精神上也做好准备。最后,我用衣角细细拭去一块片骨上的霉污泥迹,两眼紧闭,大喊了一声:
“毛主席万岁——”
一次深呼吸之后,我咔哧咔哧地大嚼猛咬,没觉出就义是什么味,也不敢去想就义是什么味,直到胃里突然一阵恶涌,眼看就要涌上口腔,像高压水枪一样把嘴里的骨渣喷射出去,这才拔腿狂奔,蹿到附近的小溪旁一头扑下去,在那里拼命呕吐和洗漱——逃蹿前当然没忘记一把抓走地上所有的饭票。
从这一刻起,皇上的幸福令人陶醉,攥紧在手中的一沓饭票简直是镇国玉玺。晚上,队长买猪娃回来了。队长姓梁,绰号“秀佬”和“秀鸭婆”,不知有什么来历。他听说此事,觉得问题严重而且形势危急,立即把全队人召集在地坪,没顾得点上一盏油灯,就在黑糊糊的一圈人影里开骂:“连先人都不放过呵?什么人呢,就不怕遭雷打?也不怕吃得嘴巴里生疔?就不怕烂肠子烂肚?就不怕你婆娘以后生个娃仔没屁眼?”
黑暗中的责骂声在继续:“陶小布,你看你,长得十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岁了,还像只三脚猫,不上正版!”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口气滑出七八个数,铆足了劲给我拔苗助长,怎么不一口气把我拔成一个老前辈?
“你锄死了花生苗,我还没说你。你一锄头下去,就少了半斤花生,明白不?你是个枯脔心,打牛——是你那样打的?你爹妈是那样打牛的?你爹妈是那样教你打牛的?你吃饭,它吃草。你睡床,它睡地。你跟它有仇呵?”
这话不但离题,还有点费解——他似乎不知道城里没有牛。
其他农民兴高采烈,会后一再点头哈腰笑脸逢迎,争相找我借饭票,又忍不住好奇地打听:那骨头到底是什么味?是不是有点酸?是不是有点咸或者涩?年纪稍长的几个,问过以后还心重,还嘟囔,看我的目光不无异样。我喝过水的杯子,他们决不再沾。我用过的脸盆,他们决不再碰。到了深夜,同房的一个老头从噩梦中惊醒,大喊大叫,满头大汗,找到梁队长强烈要求换房,说他情愿睡牛栏,也不同啃尸鬼同住一窝。只有食堂里的曹麻子好像很欣赏我:“小子,你胆大。以后吃烂肉算你的。”
他没解释“烂肉”是什么。
作为一种惩罚,我和大甲都被梁队长勒令去山里买竹。这是一种重活,得挑担子行走七十多里山路,不死也要脱层皮的。由于没拿到竹木砍伐指标,虽是给集体办事,但也算违规违法,只能贼一样昼伏夜行以求躲过沿途检查站那些关卡。我们这次去又遇上大雨,还没赶到产竹地,便在路边一位木匠家避雨,吃光了随身所带的几斤米,不知道接下来两顿饭的着落在哪里。
木匠是做棺材的。工房里摆了几口刚上过漆的胖大家伙,有木料味和油漆味,黑幽幽的阴气袭人。有时棺材板会无端发出炸裂之声,大概是板材干燥后变形所致,足令我们心惊肉跳。大甲喜欢这种阴森的布景和声效,一定要在这里睡觉,一定要在这里掌灯打牌,而且老是眉飞色舞。“喂,你后面的棺材里怎么伸出了一只手?”
一个绰号“光洋”的说:“大甲,你自己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
“哈,是你的相好吧?来偷看我的牌?”
“真的,你回头看看,看看么。真的有一张大白脸,抹了口红,眼角流血,舌头尺把长,牙齿绿幽幽,哎呀呀我怕……”
我用一根食指封嘴,“别闹。好像有动静。”
我们屏住呼吸,确实听到了什么。但竖起耳朵再往深里听,能听到窗外下雨,树梢在摇摆,溪流轰鸣声膨胀,主人在隔壁的咳嗽有一下没一下……但这些都不关棺材什么事。直到一张木门突然咣当震响,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才吓出一片齐声惊叫。
原来是一阵风吹开了门。
灯火飘忽更加微弱,我们虚虚的不再敢回看身后,更不敢探身门外,出门撒尿也相约一起行动,你盯上我,我看住你,撒尿时不再有比谁射得更远或更高。突然,我们都感觉到赤裸的脚心一阵发麻,两腿不由自主地弹向空中——事后才明白电光与雷鸣同时抵达的恐怖意义:我们被击中了?
重新点亮油灯后,更多的震怒雷击接踵而至,一次次把窗外的夜晚照亮如昼。大水狂泼,地动山摇,整个世界黑白相续暴放暴收忽有忽无,似乎正万劫不复地向某个方向倾斜和滑落。又一道响亮的钢鞭抽下。一个火球滋滋滋地从大门外跳入,吓得我们叫的叫,倒的倒,蹿的蹿,无不灵魂出窍。待回过神来,发现火球没有了,但门边一堆碎瓦散泥,是从屋顶垮落下来的。空气中有刺鼻的焦糊气味。室内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大概是火球经过之处,有些地块久久地发烫。一个扫帚变成了灰烬,只剩下秃秃的一根棍。一个空油漆桶竟成了废铁皮,收缩成瘪瘪的一个铁瓢。
我们刚才若不是蹿得快,躲过了雷公爷这一“火轮车”(木匠的说法),眼下也会成为几团黑糊糊的烤肉吧?
我们整顿表情,心有余悸,陷入了激烈的互相指责。我一口咬定是他们刚才胡言乱语,对棺材不敬,触怒了阎王爷,才遭受如此严厉的警告。大甲当然更愿意相信是我吃了死人骨头,发了死人财,几十张不仁不义的饭票被雷公爷紧紧盯上了,害得大家差一点受连累,一把扑克也玩不好……最后,他们一齐起哄,把我当成扫帚星,祸根子,危险万分的轰炸目标,决不容许我同他们挤睡在一起。我只好夹了一捆稻草,在愤怒的指责声中去厨房那边另打地铺。
六年后的一天,我总算得到一个招工的机会,如愿以偿返回城市,结束了自己的知青身份。当时秀鸭婆早已离开茶场,回到他的村子去了。听说我要走,他一大早还是赶来送行,往我衣袋里塞了两个硕大惊人的鹅蛋,还有一堆板栗,又挑上我的被包和木箱,一直送到公路口。“你们这些城里仔,不是这个八字,其实本不该来的。”他叹了口气,“看看这一坡坡茶树,这些年苦了你们,也苦了你们父母。”
“没什么。”
  “男子汉嘴大吃四方,但吃死人骨头那事,以后不能再搞了。听见没有?”
 “你还记得这事?”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一双手,靠自己做。”
 “当然。”
 “你们有文化,是干大事的人。不过,万一哪天你们在外面不好混,就回来吧。这里没什么好东西,但有我们的一口干,就不会让你喝稀。”
“我知道。”
“你晓得的,我们眼下也有水泵了,有碳铵了,有薄膜了,有喷雾器了,还杂交了……”他是指正在推广的杂交水稻种。
“梁队长,你的意思是,可以多打些谷子了吧?”
“就是,就是,肯定不会再饿你们了。你往后就是拖家带口的来,锅里也不会空着,桶里也会有的。”
我眼眶有点发热,去溪边洗了一把脸。早春的溪水还是透骨凉,一沾就好像手指头都被铰掉。
03
一场大雨把我打向了远方。事情发生在那天,我去学校查看升学名单的公告,然后在双杠上闲坐了一会儿,准备回家做煤球。我知道,政策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可以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留下一名子女,我是两条都合得上,被不少同学羡慕。
我似乎还能继续坐双杠,还能投射纸飞机,还能在上学的路上盘带小石块,还能去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里吃米粉,把酸辣汤喝得一如既往。
下雨了,我一时回不去,便在大楼里闲逛。这时候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一本本没有字迹的白页书。到处空空荡荡,在走廊里咳嗽一声竟然回声四起,让人禁不住心里发毛。白墙上到处是红卫兵的标语残痕。窗户玻璃在武斗的石块和枪弹下所剩无几。楼梯上的一个大窟窿标记出这里曾为战场——不久前的那一次,一个冒失鬼出于派争之恨,觉得自己没骂赢,打架也没占上风,居然把一个手榴弹扔上教学楼。幸亏当时周围没人,只是把几块楼板炸塌了,吓出了楼板下一窝逃命的老鼠。
我推开202房,我们不久前的红卫兵司令部,但这里已没有大旗横挑在窗外,没有我熟悉的钢板、蜡纸、油印机、糨糊桶,只剩下几张蒙尘的桌椅,完全是匪军溃逃后的一片狼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抹下这样的笔墨悲壮。忍不住,我又习惯性地走进208、209、311……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但这些地方更冷清,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用木板结束一切。破窗纸在风中叭叭响。
我踢到了一个空纸盒,呼吸到伙伴们的气息,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
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
我有一种充满了风声和雨声的痛感,于是回家写诗,写下了一些夸张的句子,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
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出校门时,雨还在下,仍在忧伤不已的我遇到了郭又军,比我高五届的红卫兵头。像我一样,他有一位工伤卧床的父亲,也有条件和理由不下乡,但他还是去了,这一次是回城来接收和指导另一批同学。他忙得满头大汗,受人之托代购了诸多新毛巾、新面盆、新球鞋,装了满满的两个大网袋,清一色的光鲜亮眼,给我一种出门旅游的气氛。一对新羽毛球拍也挂在他肩头。
“我跟你一起走。”我兴冲冲地报名旅游。
“你在那里有女朋友?”
“没有呵。”
“家里没出事吧?”
“没有。”
“那你发什么神经?”
“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太没意思。”
“该升学就升学,别乱来。下乡不是下棋,户口一转就不能悔棋的。”他瞪大眼,“再说办事还得讲究个组织纪律。”
又军似乎不明白,此时的学校过于凄冷和陌生,让人没法待。还能上什么课呢?Long live ChairmanMao,英语课只会教这一类政治口号,笑死人了。代数课呢,不是算粮食就是算肥料,今天是牛粪一元方程,明天是猪粪二元方程,已经算得教室里粪味弥漫。学生们都惊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
“我已经向军代表报名了。”我兴奋地告诉军哥。
像后来有些人说的,我就这样自投罗网青春失足,揣上介绍信和户口材料,跟随军哥一同乘火车,再转汽车,再转马车,在路上昏昏沉沉颠了两天多,在哗哗急退的风景里心潮起伏。我们一路上同县招待所里的厨师吵过架,同另一伙知青下过馆子和看过电影,直到那个傍晚才抵达白马湖——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
我把一口木箱和一个被包砸在这里,未见欢迎仪式(几天前已经开过了),未见朋友们前来激情地跳跃和拥抱(他们早来十几天,已累得无精打采),更没见到旅游营地的手风琴和篝火,倒是被一钵冷饭堵得胸口冰凉。也许是淘米时太马虎,饭里夹了一些沙粒。更重要的是没有菜,只有盖在饭上的几颗咸黄豆,让我目瞪口呆,东张西望,无法下咽。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面。睡觉的土房里油灯如豆,地面高低不平,新泥墙还潮乎乎的透水。木栏窗只蒙了一块塑料布,被风鼓成了风帆状,叭啦叭啦的随风拍打。外面呼呼下大雪,瓦缝里就零星飘入小雪,以至帐顶上挡雪的一块油布不堪其重,半夜里被积雪压垮了,吓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来大叫,把同室人都叫起来紧急救灾。
第二天撞上挑湖泥。我其实不是没有奋斗的准备,甚至在日记里写下过豪言壮语,写过“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一类。但呱唧呱唧的臭泥水算怎么回事?牺牲,也得身姿矫健一点吧,也得顶天立地或排山倒海一点吧?一屁股坐在泥浆里算什么?疑似半身不遂,我以为自己站直了,走稳了,但到头来发现一只脚早已出了套鞋踩在污泥里,踩出了脚趾间泥浆的冒溅,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算什么?
身子一晃,像被谁重重地推了一把,我四脚朝天倒下去,引来几个本地农民的哈哈大笑。
“有牛肉吃罗!”
“有牛肉吃罗!”
……
我听不懂这些话。正像他们刚才冲着我说“三个脑袋”,叫喊“补锅的快来”,都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差一点哭了起来。我是最后一个完成定额的,天黑时分还孤零零踉跄于工地,在冷冷的小雨中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幸好,路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人影,变成了眼镜片和头发上全是泥点的军哥。我没听清他说什么,只注意到他从我肩上接过担子时,一线鼻涕晃悠悠落在我手上。
 我已经没有力气说一声谢谢。
 多少年后,我差不多忘了白马湖。多少年后,我却从手机里突然接到军哥上吊自杀的消息,顿觉全身发软。当时我正乘坐长途大巴,脑子里轰的一声,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军哥,军哥,是叫郭又军么?就是那一个喜欢下棋,喜欢篮球、唱歌时走音跑调的郭长子?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你还同我下过棋,还嘿嘿嘿地说过笑话,还不由分说地给我加酒和灌酒,扭得我的胳膊很痛……你怎么就这样冷不防捅我胸口一刀,用一个电话把我的全身抽空?不,你还是个有体温有动作的活人,还有中年大把大把的日子,不能这样急匆匆风化而去,在我的身边空去一块。我要掐自己,要揪自己,要抽自己的耳光,要用烟头烧自己的手,千万不能让自己忘记你,就像不让自己在极度疲乏中入睡。对不起,如果我对你后来的事知之甚少,差不多相忘于江湖,但我至少应该记住多年前的那一线鼻涕,滑腻腻的,清亮亮的,曾飘落在我的手背——
泪水夺眶而出。我失声痛哭起来,全然不顾司机和乘客们的惊疑,直到后排座上有人拍拍我的肩,递来两张纸巾。
 

 



来源:网络
阅读:1081
日期:20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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