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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饶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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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饶老】
  饶宗颐教授乳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是海内外 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 、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和书画家,又是出色的翻译家。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名誉文学博士,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首位荣誉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历任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科学中心、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多次访问学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教授,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兼讲学九州岛大学、北海道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伟伦讲座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顾问,主持出土文献研究计划,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0年被选为法京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93年获法国政府颁授文学艺术勋章。现兼任国内外多间高等学府及学术机构顾问、咨询委员、名誉教授及研究员。2000年7月作为香港学术界的杰出代表获香港特首亲自颁发的大紫荆勋章。2001年获聘为北京亚欧科技学院院士,等等。
幼承家学 少怀奇志露锋芒
  选堂先生1917年农历6月22日(公历8月9日)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纯钧)博学多才,工于诗文,精于考据,尤擅谱志,著有《佛国记疏证》(稿)及《潮州西湖山志》。所建天啸楼是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家藏典籍积至十余万卷,是潮州有名的藏书家。选堂先生幼承家学,聪颖地人,诗词书画琴艺,初试即露锋芒,故早享神童之盛誉。十六岁咏《优昙花》诗,一时惊褚老宿,兢与唱和。弱冠之年即为其父整理遗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
   时年九岁的饶宗颐。饶宗颐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但并没有成为纨绔子弟,而是笃志于学。其聪颖过人,诗词书画琴艺,初试即露锋芒,故早享神童之盛誉。饶宗颐在泰国的老表亲诗人王诚先生,生前曾津津乐道饶宗颐的童年逸事:邑中有文坛老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猜唐诗一句,时年六岁的饶宗颐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语惊四座。
  饶宗颐十六岁时为其父整理遗著《潮州艺文志》,该书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发行。图为今版《潮州艺文志》。



正在书房著述的饶锷先生




  饶宗颐出生时,饶氏家族正如日中天,开有多家钱庄,富甲全城。
  1926年饶氏宗族的合影,前排身著中山装的站立少年便是饶宗颐。
青年有为 硕学鸿儒也见重
  1935-1937年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1939年8月应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年中山大学迁校云南澄江,先生取道鲨鱼涌拟经香港赴滇,因病滞留香港。留港期间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词典》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又佐叶恭绰编定《全清词钞》初稿,并完成《楚辞地理考》等著述。1941年返潮州。1943年赴广西桂林,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至1945年,其间两度深入大瑶山。1946年被聘为广东文理学院教授。1947至1948年出任南华大学文史系教授兼主任及《潮州志》总编纂兼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49年为《潮州志》主编写赴港咨询并工作。在此期间,先生著述甚丰。但其时正当日寇侵华之艰难岁月,生活颠沛流离,故积稿多未刊行而散佚殆尽,仅存流寓粤西所作主《瑶山诗集》,殊感可惜 !先生早岁见重于顾颉刚教授,由顾老邀约编着新莽史及《古史辨》第八册(古代地理),均因战乱未及印出,其目录载于《积善》半月刊(齐鲁大学印行)。

图为民国廿六年八月七日填写的“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人员名册”,饶宗颐的名字记录在案。

  1939年8月饶宗颐应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赴任途中因病滞留香港。是为留港期间
  所完成的著述之——《楚辞地理考》,该书于1946年出版。上右:当年修志人员工作照。
中年拼搏 声名卓著蜚中外
  1952-1968年,先生先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主讲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文学批评及老庄等专题。课余则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楚辞书录》(1956年)、《楚辞与词曲音乐》(1958年)、《九龙与宋季史料》(1959年)、《词籍考》(1963年)、《潮州志汇编》(1965年)、《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1970年)等。与此同时,先生更注重于新发现材料的整理与探究,如《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50年)、《从考古学上论绘画的起源》、《长沙楚帛书山鬼图跋》、《战国楚简笺证》、《者沪编钟铭释》、《居延零简》、《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记略》、《金匮室藏楚戈图案说略》(1956年)、《长沙楚墓时占图卷》、《帛书解题》(并1954年)、《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1956年)、《日本所见甲骨录》、《巴黎所见甲骨录》(并1956年)、《长沙出工战国缯书新释》(1958年)、《海外甲骨录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并1959年),等等。这一时期,先生对敦煌学、甲骨学、楚帛书用力最勤,创获良多。如《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考定《想尔注》成于张鲁之手而托始于张陵,对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它引起欧洲人对道教研究的兴趣,成为后来汉学界之道教狂热。此书在国际上负有盛誉,被巴黎研究院定为教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开创了以贞人为纲排比卜辞的先例,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超越前人,对了解各个贞人的占卜内容及其所属的时代很有参考价值。此书一出,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足见它在中外学术界影响至钜。先生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刊出之后,与印度友人白春晖(V.V.Paranjepe)交换,从其学梵文三年;1963年,遂应班逵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之聘,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之蒲那(Poona),从事中印关系史之研究。复从V.G.Paranjepe老教授学习梨俱吠陀(Rig-veda),足迹遍及印度南北。归途游历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各地,所到之处,寻幽搜秘,别有《佛国诗集》纪游。先生后来从事“东方学”研究,其梵学知识即植基于此。1965年,先生在纽约楚帛书藏主戴润斋处获睹帛书原物,积疑冰释,因写成《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年),证成帛发展书图像首字即《尔雅·释天》十二月名,遂成定论;又据楚帛书红外线照片作《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及印度古神话之比较》及《楚缯书疏证》(l968年),把楚帛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办 1968年至1973年,选堂先生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聘,任该校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教学之余,先生专事搜求当地华文碑刻,《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72年)和《新加坡古事记》二书,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还刊行《欧美亚甲骨录存》(1970年)。前度在法京与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Demieville)教授合著《敦煌曲》(于1978年在巴黎出版),为敦煌写卷词曲之集大成者,在敦煌学研究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选堂先生对敦煌卷子十分重视,并用以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除上述《想尔注校笺》外,尚有不少专论,多有发明。如从敦煌《通韵》中对四个梵文字母(R、R、L、L)的不同译法,研究唐人作佛教赞歌时的“和声”;从宋初开宾七年(974)十二月十一日的批命本子,研究七曜与十一曜的关系,阐明了古波斯占星学对中国古天文学的影响。皆发人深省。由于先生曾留学印度梵学研究中心攻治婆罗门经典,通晓梵巴诸语文,因而能够揭示刘熙《释名》渊源于婆罗门经《尼卢致论》(Nirukta),韩愈《南山诗》实受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前人未发之覆。先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期间,还两度外出讲学,其中1970-1971年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2-1973年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均有不少力作。

  饶宗颐教授在哈佛大学校园
  1973年9月,先生重返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旋又兼系主任,直到1978年9月退休。这一时期,印行在美国所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1977年)及在法京巴黎编着之《敦煌白画》与《敦煌本文选》(并1978年)二书,为敦煌学研究增添异彩。过去研究敦煌绘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先生独具匠心,他将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研究敦煌画极重要的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有图有说,使沙州画样的来历得以阐明,从而填补了敦煌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进而融入自己的画作中,使人物、线条极具独创性。还出版《黄公望及其富春山图》等,此外尚有大批手稿待刊。1976年先生第三次莅法京巴黎,在远东学院工作。除继续研究敦煌经卷外,还遍读沙畹当年在华搜集所得的全部金石拓本,并有《唐宋墓志》之作。复以暇日从J.Bottero教授治楔形文字,正式接触西亚文史知识与遗物。先生后来从事比较古文字学的研究即渊源于此。

  1959年出版的饶宗颐教授名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此书问世后,在中外 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
老尤奋发 硕果累累益辉煌
  选堂先生荣休后并未离开教席,继续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东亚大学担任荣誉教职,并培养研究生。1978-1979年,在法国高等研究院(L’Ecole Pratiquedes Hautes Etudes France)第五组宗教部门任客座教授一年。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五个月。1980年初冬,先生到成都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后,即到内地参观考察。笔者有幸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员一路陪同。此次历时近三个月,先生行踪遍及十四个省市的许多博物馆和考古文物单位,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批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枓,兴奋异常。11月中,先生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看到展品中有曾侯乙墓出土衣箱漆书二十个字的摹本,尽是古文奇字,尚无释文,不明句读。谭维泗馆长讲为试释,先生经过一番琢磨,终于写出:“民祀隹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经天尝(常)和”二十个字。“经天”二字后据新出版的楚简,释为“琴瑟”。闻者无不折服。随后又写成《曾侯乙墓匿器漆书文字初释》一文,详加考证,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十辑(1985年)。在武汉时,先生有感于新出资料的重要,又得到湖北省博物馆的支持,便与笔者商定以“楚地出土文献研究”为课题,回港后即邀笔者共同完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2年)、《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并1985年)三部著作。前二书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四十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的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际上,先生荣休之后,由于摆脱了日常行政杂务,更加自由自在地云游四海,更能集中精力于学术的探讨与著述,故自80年代以来,又有多种著作相继问世,除上面提及之外,还有《唐宋墓志》(1981年)、《选堂集林·史林》(1982年)、《虚白斋书画录》、《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并1983年)以及《固庵文录》(1989年)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饶先生主编的《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钜册,1983-1986年出齐
  90年代初期,先生一方面开始着手编纂《饶宗颐二十世纪文集》,准备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番全盘的清理和总结;一方面仍继续醉心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硕果累累。举其要者,如《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敦煌琵琶谱(编)》(并1990年),《词学秘籍之一——李卫公望江南》、《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上、下)》(并1991年),《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1992年),《广济桥史料汇编》(与张树人合编着)、《画宁——国画史论集》、《梵学集》、《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与曾宪通合着)、《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编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以上并1993年),《新加坡古事记》(1994年),《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并与李均明合着,1995年),《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韩文译本)、《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黄挺编)、《澄心论萃》(胡晓明编)、《敦煌曲续论》(并1996年),《文化之旅》(1997年),《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1998年),《清晖集》(1999年),《甲骨文通检》(主编,共五钜册,1989-1999年出齐)。此外还主编《华学》杂志和主持以地下出土资料补《资治通鉴》史料之长编稿系列。前者自1995年至今已出版七辑,后者也有多种《出土史料系年长编》间世,荦荦大观,在学界深有影响。此一时期,先生虽年逾古稀,依然怀着一颗勇于缒幽凿险的童心,在诸多领域中不断地开拓创新。
  试举三例说明之:
  《近东开辟史诗》全文用楔形文字刻于七大泥板之上,是一部记载阿克得人开天辟地的神话文献,上半部记述天地开辟之初诸神之间互相争斗,后来才产生出太阳神马独克(Marduk)。下半部叙述马独克安处宇宙间,由三位最高神明(Anu,En-lil及Ea)兴建巴比伦神庙的经过,以及他们如何从反叛者身上沥取血液来创造人类的创世故事。饶先生第一次将这部楔形文字译为中文,并以书中之宇宙论与《淮南子.天文训》、彝族宇宙论和古代楚人的天道观详细加以比较,进而指出近东和远东两个地区开辟神话和造人神话的异同,这在世界比较神话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此书饶先生用铿锵典雅的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韵昧无穷,令人叫绝,堪称翻译史上之杰作。此书已经由辽宁出版社作为万有文库之一种在国内出版。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是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书中利用考古发现的陶符和图形文,融会民族学的若干数据,从多角度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探索原始时代汉字的结构和演进的历程,说明文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其与地区分布的交互关系,并与腓尼基字母、苏美尔线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较研究。本书指出中国历来统治者施行以文字控制语言的政策——“书同文字”,致使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造成汉字这一枝叶葱茏、风华绝代的大树,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文字、文学和书法艺术的连锁效应,则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进而揭示汉字在未成形的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线性符号多与腓尼基字母相似,类似于西亚早期的线性图文。作者认为,古代闪族人在使用字母时,曾经尝试过采择彩陶上的符号来代替楔形文字的雏型字母,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成为比较古文字学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符号《甲骨文通检》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类索引,具体编纂由沈建华负责,先生于每册均撰有长篇的“前言”,阐述与各分册相关的甲骨学问题。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第五册“田猎”。这些基本上总括了卜辞内容的所有类别。先生于每类几乎都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如“地名”一项,先生发现《史记》只有“河渠书”而没有“地理志”,但通过甲骨文通检的编着,计得商代地名总数1100多个,又运用史籍文献对勘的方法,对《夏本纪》禹后以国分封诸姓之地名作具体研究,从甲骨文中揭示并复原禹后地名构成的规律。又如,卜辞中有帝乙征伐人方的记载。但关于人方的地望,过去因受王国维、董作宾的影响,以为不出于黄河流域。选堂先生根据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关的历史记载,将人方释为夷方,定位在现今陕西及西南一带,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范围,这不但极大地扩大了殷商时代的版图,而且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吐鲁番和敦煌的考古大发现,吸引了各国众多学者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新的学科,如今敦煌学、吐鲁番学已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上,饶宗颐教授不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在1996年与季羡林教授等合作创办和主编大型学术刊物《敦煌吐鲁番研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园地。《敦煌吐鲁番研究》迄今已出版了八卷,得到国际敦煌学界和吐鲁番学界的高度评价。适逢饶先生米寿,编委会同仁特在卷首刊出祝寿献辞。




  饶教授的主要学术论著已整理结集成十四卷二十大册,于2003年10月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为名,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正式出版。2003年11月8日,香港大学隆重举行饶宗颐学术馆揭幕仪式,同时举行该文集的首发式。该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是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论者认为: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直接参与并推动当代国际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的创建和深化:二是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国内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三是用新的数据和方法丰富与改造传统学科,使之获得新的发展。总之,是以20世纪的新资枓和新方法为向导,走出一条国学研究的新路子。 饶宗颐教授1995年亲手创办和主编的大型学术刊物《华学》迄今已出版了七辑,备受国际汉学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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